[訪問] 就是我自己:那我懂你意思了(IGU) 專訪

文: Gladys Wong

「我們沒有夢想,我們沒有夢想!」台灣獨立樂隊那我懂你意思了 (IGU) 的主音陳修澤揹著結他,在Hidden Agenda的台上唱著。一個因為文化霸權而搭建的台。巧合地,今晚時而迷幻,時而簡潔利落的旋律,配上生活化的歌詞,令場館控訴的味道更為濃烈。原來,大家都對現今社會價值觀有種無力感。

被浪漫化的夢想

<該說再見了朋友們>和<我很幼稚>歌詞都有提及夢想,還以為夢想在團員生活中擔當重要角色,他們的回應有點出乎意料之外。

「我還未認真思考過, 我的夢想是甚麼,」修澤說。「我覺得活著本身就是一件很累的事情,所以別把夢想講得那麼沉重。當你說要追尋夢想時, 即是有一個你不能達到的目標,而一種不可能實現的狀況會產生很多浪漫的遐想。」

修澤的輕鬆口吻,與低音結他手李迪權(小雞)對「夢想」一詞的反感成鮮明對比。他認為,它給予太多浪漫的想像。「之前當過老師,然後辭職,玩樂團 ,大家都說:『很勇敢,你在追尋自己的夢想。』這是他們賦予『夢想』的定義,但其實我沒有追求甚麼,只是嘗試換另外一種較有趣的生活模式。」強加了「夢想」、「追求」、「勇敢」這些詞後,小雞也不太願意談下去。 

媒體偏執愛對比

既然樂團是IGU的人生目標之一,很多事情他們都親力親為,而且絕不馬虎。 去年他們在捷運上搞了一個快閃活動為音樂會作宣傳。早前台灣的媒體報道,說乘客的反應不太好;但幾天後來自美國的人聲樂團The Exchange 的快閃卻贏得掌聲。記者還未問其原因時,他們先說:「乘客的反應很好,」原來,IGU故意不拍乘客的反應。有趣的是, 媒體的焦點都放在「乘客沒有甚麼反應』上。事實是他們跟The Exchange 一樣贏盡掌聲,更有乘客要求樂隊再來一首。 「他們有感到驚訝的,但同時又帶著一種『你們幹麼做這有趣的事情』的樣子。有些乘客還帶小孩過來看。」

樂團發現,台灣的媒體經常把台灣的音樂跟海外音樂作一個對比。「從我們和The Exchange 快閃的事件看, 一個(樂團)聲音好聽,大家都鼓掌;另外一個(樂團)不懂得幹甚麼,就拿它作一個對比,說他們的聲音難聽,然後簡簡單單做國內跟國外的音樂對比。」外國的月亮總是特別圓,不就是一種偏見嗎? 

The Exchange 快閃片段:

那我懂你意思了快閃片段:

價值由誰定? 

IGU說,快閃活動後的討論令更多人關注公共空間的議題。一個公共空間內出現甚麼才是「政治正確」?「你唱很吵、負面的歌就是政治不正確,因為會令大家心情會變壞;唱很美好很甜的歌就是對。人生有美好有壞,同一件事情,本質一樣,那為什麼不要唱壞的,歌聲要美好?」小雞對社會價值觀的偏頗感到不滿。而且,乘客的反應很好,那甚麼是對,甚麼是錯?當權者從一開始就說,我們應該幹這,我們應該幹那。修澤認為很妙的是,他們都決定大部分人的路應該怎麼走。 

社會價值觀的偏頗亦見於台灣的考街頭藝人證照制度內 。IGU認為,街頭藝人考執照這個制度很荒謬。因為考執照時都有一班評審來評你是否合資格,但吊詭的是,他們都不是來自街頭,也不會來。他們有特別的品味,是所謂的專家、權威人士來賦予藝人的價值。小雞認為,由街頭的人來決定藝人有沒有在街頭表演的資格,是最合理的。「如果演得好,他們會打賞你,這是真正來自街頭的判斷;演得不好,無人打賞,你自討沒趣。這才是真正的『評審』,不是由那幾個奇怪的人來決定。」

面對社會主流價值觀,IGU相信,即使沒有人在乎你在乎的事,做回自己,就是文化霸權下的生存之道。訪問後,他們都說在工廈內舉辦音樂會很酷。其實Hidden Agenda又何嘗不是這種文化霸權下的產物?有時在想,誰能從制度裏釋放自己?IGU給了一個很好的答案,就是我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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